研究多面向貧窮 探討住屋健康關連 - 明報升學網

研究多面向貧窮 探討住屋健康關連

香港居住環境擠迫,已是人所共知,而居住環境密度過高,更可能影響精神健康,特別是疫情期間,問題尤其明顯。有學者透過調查和研究,嘗試以科學實證的方法,探討居住密度對精神健康的影響,期望將來政府制定針對貧窮及房屋政策時,能有實際數據作參考。

研究多面向貧窮 探討住屋健康關連
香港居住環境擠迫,研究發現居住密度與精神健康有明顯關係。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去年11月公布的《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本港貧窮人口達165.3萬,約每四至五個港人便有一人屬貧窮人口,計算恒常現金政策介入之後,貧窮率則為17.3%。然而,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助理教授陳紹銘博士認為,貧窮的定義不應只參考官方貧窮線或堅尼系數,而應納入其他資料作補充,例如支出狀況、居住空間以及物質條件等。

拉闊視野 看待貧窮問題

陳博士多年來一直關注貧窮問題,他憶述昔日讀大學時經常探訪基層,開始思考為何社會出現不平等的情況。大學畢業後陳博士投身成為前線社工,親身掌握基層市民的需要並作出援助。近十年來,陳博士在不同院校任教,透過一些政策倡議,包括統計劏房、板間房的住屋面積及租金、濫收水電費等情況,期望從多角度反映社會問題。2021年全職到城大任教後,亦延續其對貧窮和房屋問題的關注。

研究多面向貧窮 探討住屋健康關連
陳紹銘博士期望研究能為政府制定貧窮及房屋政策時,帶來實際數據參考。

陳博士指,以往香港社會討論貧窮問題,都以收入作定義,但他希望可以拉闊「貧窮」的定義,探討多面向貧窮(Multidimensional Poverty)。他認為貧窮不僅是因為收入不足,亦要考慮開支狀況。舉例來說,一個二人家庭月入萬二元,並沒有落入官方貧窮線以下,但他們可能花上六千元租住劏房,餘下可以用的金錢其實不多。

陳博士又指出,住屋與貧窮關係十分密切:「不少香港人的住屋開支很大,租金往往佔一般住戶收入的三至四成,以致負擔不起其他生活所需,令物質生活條件變差。另外,住屋環境擠迫也是一個問題,很多劏房連桌上電腦都放不下,也未必可放置洗衣機或雪櫃;其他環境因素也要審視,例如單位有沒有窗,空氣是否流通,特別是疫情下壓迫感特別大,這些都不能用金錢去量度,但也是廣義的貧窮。此外,主觀感受同樣不應被忽略,居住環境不理想,會令人自覺社會地位低下,不願透露自己住處,更莫論邀請朋友到訪。」這些因素也會對社交及精神健康構成影響。

迴歸分析 了解居住環境對精神健康的影響

以往香港不少學術及民間團體都有進行房屋問題的研究,但主要從經濟角度出發,陳博士希望利用比較實證的形式進行定性(Qualitative)及定量(Quantitative)研究,嘗試了解住屋密度對精神健康的影響。他解釋:「一般人都知道居住面積會影響精神健康,但缺乏嚴謹和科學的學術研究以作證明,我採用了迴歸分析的方法,控制其他因素,例如性別、教育程度、收入及職業等,希望獨立顯示出住屋面積密度對精神健康的影響。」這項研究以面對面訪問形式,收集了1,978宗個案的資料,結果發現,居住密度與焦慮及緊張有明顯的關係。另外,定性研究亦發現,居住環境的壓迫感讓同住者遇到矛盾爭執時更感絕望,苦於無空間可躲避,容易誘發自殺傾向的嚴重問題。

近年住屋問題的社會後果逐漸浮現,陳博士認為,要改善這個問題,增加公屋供應仍是關鍵所在,同時政府亦需在各方面投放更多資源。儘管政府現時有推行一些短期措施,包括過渡性房屋以紓緩住屋問題,但仍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選址較偏遠,不便基層住戶上班及上學,吸引力有限。他認為一方面要研究增加市區公營房屋供應的可行性,另一方面要有計劃地協助低收入的居民,例如提供搬遷津貼等。陳博士現正進行一項研究檢討過渡性房屋項目效用,發現住戶遷入後住屋環境有明顯改善,小孩子也更願意踏出家門與鄰居接觸。

陳博士透露,未來最想推動的就是倡導政府為香港訂立基本住屋標準,但這方面需要社會達成共識:「例如居所的面積要多大才算是足夠,哪些設備是必須的,樓宇的噪音是否嚴重,是否多蚊蟲等等,這些都值得關注。基本住屋標準不應只考慮面積的大小,而是大家要考慮如何釐訂合理的底線。」而他希望自己所做的實證研究,能為將來訂立基本住屋標準提供實質的科學理據,讓社會可以更容易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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