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疑推理電影的調查人員走進案發現場，尋找蛛絲馬跡，抽絲剝繭，再透過「罪犯側寫」（Criminal Profiling）推斷疑犯的犯案手法、動機，甚至精神面貌和性格，智破奇案，情節引人入勝，扣人心弦。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罪犯側寫並非大家所想的神奇。專門研究罪犯側寫的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陳慶泉博士直言，罪犯側寫未必每次也能找出罪犯，但可讓我們了解嚴重罪案的背後成因，防患未然，避免同類型案件再次發生。
所謂罪犯側寫，是藉由分析罪案本質和犯案手法找出犯案者的一種方法。根據罪犯於作案前、作案時及作案後的行為抉擇，判斷罪犯的人格特徵。陳慶泉博士指，罪犯側寫起源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當時一些富經驗的聯邦調查局（FBI）探員穿州過省到不同地方偵查案件，透過分析案發現場的環境、物品與受害人的情況，推敲罪犯的犯案過程、手法和動機，以至年齡和性格特徵，擬訂調查方向。自此，罪犯側寫逐漸成為FBI探員常用的查案方式，及至九十年代，罪犯側寫還加入心理學、精神病學等元素，越趨科學化。當時很多電視劇和電影紛紛以此作題材，令不少人著迷，陳博士也是其中一人，電影《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和《骨中罪》（The Bone Collector）中有不少運用罪犯側寫的情節，教他留下深刻印象。
分析同類型案件 揪出共通點
陳博士為鑽研罪犯側寫，選擇到美國進修，修畢犯罪心理碩士及博士學位，更曾在華盛頓大都會警察局兇殺案審查組中實習，後來又參與聯邦調查局的「暴力犯罪逮捕計劃」，擔任分析員。審查組主要職責是蒐集更多證據，藉此重啟懸案的調查，特別是一些擱置了二三十年的案件。陳博士每天在犯罪資料庫中，反覆鑽研調查報告和案件資料，發掘重啟調查的可能性。他發現不少調查員都是依靠個人的查案經驗進行罪犯側寫，成功率相當參差，只有六至七成的案件能被偵破，破案率低，甚至有人因此揶揄罪犯側寫欠科學。然而，他認為罪犯側寫未必能偵破每宗懸案，卻非常適合用於綜合分析同類型案件，找出共通點，甚至背後成因。陳博士的專長，正是以數據為導向，歸納某類案件的特質，而非協助調查個別案件。
陳博士以姦殺案為例，綜觀大量數據，可見兇徒一般喜歡用刀、木棍，以至雙手殺死受害者，因為他們享受慢慢折磨受害者致死的過程。他又發現，不少性罪犯患有社交障礙，因為不受重視而感到自卑，甚至在年幼時遭受性侵，才會出現反社會的傾向和行為。透過罪犯側寫剖析案件的成因，可幫助我們了解很多嚴重罪行的徵象。
陳博士多年來致力研究美國和加拿大的性犯罪案件，將研究所得供執法機關參考；近年更將研究範圍延伸至內地。他形容﹕「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美不少性犯罪案件跟連環殺人犯有關；內地的性犯罪案件則往往涉及桃色或金錢糾紛。」至於香港，陳博士指曾經發生的嚴重性罪行不算多，最轟動的只有「雨夜屠夫」林過雲、「屯門色魔」林國偉和援交少女遭肢解案元凶丁啟泰等案件，有價值的研究數據有限。事實上，罪犯側寫在本港的應用一直以來並不普及，原因相信跟香港較少發生嚴重罪案有關。
纏擾行為普遍 盼以研究爭取立法
陳博士在研究性犯罪時得到啟發，近年開始致力研究纏擾行為。他解釋﹕「性罪犯作案前常會做出一些纏擾行為，如跟蹤受害人以了解對方的行蹤和日常生活習慣，以便尋找最佳犯案時機。」不過，他們的纏擾行為維持時間很短暫，找到犯案時機便結束，而且疑犯往往跟受害人互不相識。
然而，陳博士卻意外發現，除卻上述犯案前跟蹤對象的情況，其他涉及纏擾行為的人士，當中有七成跟受害人互相認識，甚至有正式關係如情侶、夫婦等，背後動機男女各有不同。「男性作出纏擾行為的原因，多是為了爭取復合或出於報復心態；女性很多時卻是為了『追星』、向偶像示好，或引起心儀人士的注意，希望建立親密關係。」陳博士直言，纏擾行為是很普遍的社會現象，會對受害人的生活構成嚴重影響，惟目前本港仍未制訂相關法例加以規管。所以，他希望未來繼續透過研究，喚起更多人對纏擾行為的關注，爭取立法，保障市民大眾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