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女性一直予人備受壓迫的印象﹕女性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會中，往往受到家庭束縛，生兒育女被視為女性的天職，不但要相夫教子，還要三從四德。不少人認為中國古代女性都是生活悲慘、受盡壓迫的一群。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中文及歷史學系一級導師盧嘉琪博士形容，這只不過是性別史的一部分，並非所有中國古代女性也如此坎坷，她們的際遇受到階層、年齡及身分等因素影響，女性生活仍有多姿多采的一面。
盧嘉琪博士研究中國女性及性別史多年，早在大學讀書時代已對研究中國女性史萌生濃厚興趣。多年來，她發表了不少有關中國女性史的研究成果，又經常出席論壇講座和在電視節目分享有趣的發現。盧博士形容﹕「我們對中國古代女性悲慘和受壓迫的印象源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當時一班有識之士受西方思潮影響，提出解放女性並開始關注女性的生活和遭遇。」在傳統的史學研究中，女性課題一直缺乏關注，直至1920年代史學家陳東原撰寫的《中國婦女生活史》，被視為中國第一部女性通史，構成了一套以貞節觀來釐定女性地位高低的標準，對後來的相關研究產生深遠影響。
固有觀念未為真 歷史真相待發掘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有不少文學作品嘗試探討和批判中國傳統女性的角色與形象，例如魯迅小說《祝福》中塑造了祥林嫂一角，成為了中國傳統女性悲慘命運的典型，她一生艱苦坎坷，經歷喪夫、喪子、被迫改嫁和失節的人生，既無力反抗，也沒有選擇的權力。盧博士坦言，中國古代女性確實有悲慘的一面，但如果將之視作歷史的全部，以為每個女性都像祥林嫂一樣，未免以偏概全，若從不同角度去研究，便會發現不一樣的面貌。
盧博士以纏足為例，纏足一直被視作不人道、壓迫女性的陋俗，但經女性史學者從物質文化史、藝術史等角度進一步探究，發現不少纏足女性對自己的小腳感到自豪，她們自己親手製作的弓鞋更是展示個人才華和手藝的機會。她又舉例，傳統有所謂「三步不出閨門」、「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概念，但其實在明清時期江南一帶很多大家閨秀不但知書識禮，還會吟詩作對，甚至結伴出遊，一同鑽研和交流作詩心得。在社會有一定名聲的「閨塾師」，由有學問才華的女性擔任。她們以知識謀生，教導江南閨秀讀書識字，清代女詩人黃媛介、歸懋儀等正是佼佼者，她們的學問獲社會認同和肯定。
經典名作展現女性自我意識
明清時代許多戲曲小說不乏由女性創作，或以女性為故事的主幹，在芸芸作品中，盧博士特別對清代彈詞小說《再生緣》最感興趣。作者陳端生約十七八歲開始創作《再生緣》，故事講述才貌雙全的朝廷大學士之女孟麗君為逃避政治婚姻而離家出走，女扮男裝投考科舉，扶搖直上，位極人臣，最後身分敗露，被皇帝強納為妃，進退兩難。作品道出女性同樣可建功立業，不受婚姻和家庭所掣肘的前思想。作者寫到十六卷時因為喪母而擱筆，後經歷婚姻和丈夫因科場案發配邊疆，直至三十四歲再次執筆，完成了第十七卷，可惜未及完成結局便撒手塵寰。讀者梁德繩以一個傳統閨秀的角度，續寫了《再生緣》，安排孟麗君回歸女兒身，與其他女性共事一夫作終結，留下一個永遠的遺憾。但不論是陳端生或是梁德繩，她們都將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傾注入創作中，呈現出屬於她們的自我意識和才華。
在傳統男權社會裏，當女性擁有權力便會淪為被攻擊的對象，中國歷史上的女主便是如此。盧博士以慈禧太后為例，慈禧向來予人殘暴不仁、惡毒和濫權誤國的觀感，跟武則天和呂后等女主同樣受到抨擊。盧博士認為，如能撇開對女主既有的負面觀感，將慈禧放回晚清的政治情況去考量，可以見到面對丈夫和兒子的軟弱，她為了保住滿清江山，一方面要跟朝廷內部不同的勢力集團角力，另一方面又要應對列強的挑戰，難免作出獨裁保守的決策。事實上，慈禧後來亦有推行一些革新，又與外國公使夫人建立「夫人外交」，充分表現她的政治和外交能力。但在被過度妖魔化的面具下，有才能的女主如慈禧般都只能慨歎生不逢時。盧博士認為若能從多角度去評斷有能力的女性，往往會得出截然不同的詮釋。
清季前衞女性開先河成典範
清末年間，中國還有女性能夠走出國門，體驗不一樣的生活和人生，單士釐正是最佳例子。她是清廷外交官錢恂的妻子，隨夫出洋，曾旅居日本和遊歷歐洲諸國，精通多國語言，將見聞和體會結集成書，寫成《癸卯旅行記》和《歸潛記》，是中國首部從女性視角出發的遊記，讓國民認識世界。單士釐不但沒有纏足，更積極提倡女性應該接受教育，鼓勵女性出國留學和見識世界。此外，清末時開始有女性出洋留學，石美玉、康成、金雅妹和何金英等人正是先驅。盧博士指出，她們均留美學習醫術，學成回國後，協助興建醫院、訓練護士，並將婦產科的概念引入中國，對日後醫護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研究中國女性史多年，盧博士仍然孜孜不倦，樂此不疲，因為這個領域仍有很多有趣課題有待探索和發掘。她深信，歷史研究是多面向的，從不同角度出發，由微細事情入手，隨時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